可爱点心
标题: 外卖骑手终极解密：住着带泳池的别墅的女生和最破落居民楼里的宅男点的是同一家的冒菜 [打印本页]
作者: 可爱的中国 时间: 2022-8-29 03:08
标题: 外卖骑手终极解密：住着带泳池的别墅的女生和最破落居民楼里的宅男点的是同一家的冒菜
本帖最后由 可爱的中国 于 2022-8-29 03:14 编辑
“外卖骑手的工作现状并没有得到实质改变”
文 | Tom
我从7月11日开始加入美团外卖。到8月10日，共计工作了31天。
回看这段时间的经历，除了手上留下的黝黑的晒痕以外，有第一次送单时的快乐、有持续工作的煎熬、有大雨爆单时的慌乱、也有摔车时的崩溃和泪水。
在我最开始找到这份工作的时候，一方面是想要挣钱，另一方面也想要对这个行业做一些参与式的观察。
外卖员：不自由的廉价劳动力
首先最想指出的一点是，送外卖并非像大众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一份工资很高的工作。在月薪过万的神话背后，几乎是无休的艰苦工作，有时候甚至要付出生命的危险。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外卖行业，月入过万只有排行榜上的前几名的行业顶尖骑手才有可能做到。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或者兼职者来说，工资远没有那么高，外卖员的本质其实还是廉价劳动力。
成为外卖员其实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你只需要一辆电动车或者摩托车，以及一份食品行业健康证明。大多数外卖站点都提供电动车租赁服务，而在医院办理健康证基本都是免费服务。以我老家的物价水平来看，只需要一千多元的启动资金（包括押金），你就能正式开始这份工作，而这些钱你能够在一个星期内挣回来。
因此外卖员是一份基本不需要门槛的工作，这也更从侧面证明了外卖员廉价劳动力的本质。
虽然不需要门槛，但这是一份按劳分配的工作。这意味着你的熟练度和技术水平和你的工资水平紧密相关。
这和进厂务工其实十分相似——在厂里只有那些熟练工才能获得更高的收入，而这其中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来形成肌肉记忆。外卖稍好的一点在于，它不是一份坐在流水线前的机械重复，它属于所有廉价工作里比较有“冒险精神”和挑战性的一行。
外卖行业的“熟练度”，指的是你对所有商铺、小区、道路的熟悉程度，你的“车技”，还有对于交通规则、时间和路程的计算能力。那些佼佼者们能够对整座城市里的每一处毛细血管了如指掌。
在我刚刚加入这个行业时，我一整天工作了十个小时，才完成了十八单订单，而当我即将结束一个月的工作时，我只需要四个小时就能完成这个数量。
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完成一单外卖的收入是五元。换算成时薪，最优秀的骑手也只能跑到40元/小时左右。在我所在的城市，五元是一个固定单价，只有当配送距离超过5公里时，才会有距离补贴。
另外一个补贴的情况是当顾客订购的商品超重或者价格很高时（这其中最痛苦的记忆莫过于将三件牛奶搬上没有电梯的七楼了）。因此对于骑手来说，最不受欢迎的莫过于那些3-4公里左右的订单——它们配送距离很远，但又没有补贴。当然，这里面又要分情况，我将在之后详细讨论。
另外一个需要破除的大众对于外卖员的印象是：它不是一份“自由”的工作。它并不是你想要上班时上线、不想上了随时可以下班的工作。它有着非常严苛的对于工作时长以及工作数量的要求。
为了保证24小时都有骑手在马路上奔波，外卖员也会分早班、中班、晚班和通宵班。每一个班次时长一般都接近13个小时，而每位骑手的在线时长都必须达到班次时长的75%，通常这意味着连续超过十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同时，骑手每天都要完成站点给出的底线任务。一般是全天完成15单，在高峰期完成至少5单。这对于大多数骑手来说并不是问题，因为如果仅仅完成底线任务的话，你的收入是严重不足的。而大多数骑手也都会工作超过系统要求的时长。
当然这里并不是完全死板——很多时候骑手可以“挂时长”而并不接单。这是外卖相对于工厂来说更自由的地方。更主要的是，外卖员不存在假期。请假是被允许的，但是一个月不能超过两天。在那些重要的日期（例如立秋：“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请假更是难上加难。
因此，这才是大多数外卖员的工作：无休止地每天工作超过九个小时，顶着烈日或是瓢泼大雨（因为天气越是恶劣，订单越多）在马路上奔波，几乎全年无休，仅仅为了三十元左右的时薪。而在那些太过于炎热的下午，骑手们挂时长好回家休息的时间里，这个时薪是零。
两个系统：组织与后勤
对于一位外卖骑手来说，他一般身处于两个系统的交叉点中。
第一个是组织系统。
一位外卖员能够见到的最高的管理层成员就是站长。而这样的“站”在一座约四十万人口的城市可能有四到五个。站长负责站内的人员流动，他是你加入这份工作时见到的第一个人。此外，他还要负责向队长们下达高层的指令和任务。
队长则是一位外卖骑手交流最多的管理层成员。他们负责对你每日订单量、工作时长、差评量、超时量等数据进行监控，也负责在高峰期人工转移订单，以及偶尔的外卖骑手会议。还有：罚款。
站长和队长们并不完全是科层制式冰冷的管理者。站长会在站点为骑手们准备免费的矿泉水（这笔钱其实来自骑手们的罚款），而队长甚至会与骑手们以兄弟相称。
队长更类似于卡利斯马式的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他们基本上通达人情，常常在骑手群内说话，并且会处理骑手提出的突发状况。骑手们以一种半严肃半玩笑的状态服从管理。
但到了一些时刻，例如本队的超时率过高、某位骑手的差评过多，或者上面又下来了更重的任务时，队长又需要以很苛刻的态度来要求骑手。
不过总的来说，骑手们都在一个团结而活泼的群体内工作。在我上班的这段时间里，队长和骑手们就多次组织了烧烤、K歌之类的团建活动。这对于骑手们来说是一种纾解。
另一个更有意思的系统是后勤系统，或许可以称之为“共享电池”系统。
外卖骑手对于电动车的电池有着极大的需求量，通常自用的电动车电池根本满足不了工作需要，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系统：他们在全城各处设下电池站，而外卖骑手们的电动车都改装成适合统一的共享电池的型号。骑手在一块电池将要告竭时，只需要找到一个电池站，通过APP将柜子扫开，将旧电池放进去然后提取新电池。
这是一个非常便捷的发明，但它并不是毫无问题。在一些时候，骑手的电池需求量远超电池站能提供的，因此出现了大批电池站瘫痪的情况；而有些时候，因为电池站的电池老化，所以会突然断电，让骑手抛锚在半途。这时候就需要系统的管理人员了。
每一位骑手都基本上有一个电池租赁交流群，里面随时有管理员在线。他们负责在电池柜出现问题时人工为骑手打开柜门，淘汰老化的旧电池和在必要时为骑手提供救援服务。这种救援服务有时候也存在于骑手之间。我就曾在送完手里的单子后为附近的骑手送去一块救命的电池。
处于这两个系统的交叉点，才能保证一位骑手的正常工作。而这两个系统的任何一环出了差错都可能产生很严重的后果。同时骑手也同时受到它们的制约：站长下达的新任务、队长的要求以及随时可能出差错的电池，都意味着一位骑手并不能完全顺心如意地工作和休息。他们只是这两个系统中的一份子。
算法：依然被困住的骑手
之前曾经有篇出圈的文章叫《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我结束这个月的工作之后再回看它，数次共情到几乎落泪，同时也深刻意识到外卖骑手的现状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送外卖的本质事实上是解决邮差问题，那些解决得越好的骑手，就能获得越高的奖励。但首先，算法会为你制造并解决这个问题。跑哪些订单并不是骑手的自由选择，而是系统的委派。一位骑手每天只有五次转单机会，而转单并不一定会成功，如果没有人愿意接下你的订单的话。
系统委派订单的逻辑是，首先依照你距各个商家之间的距离，来派给你距离最近的商家的订单，在你接下一个方向的订单之后（有时是同时来好几单），算法会预先规划好你的路径，然后根据这个路径来给你委派沿路上的商家和目的地。有时候系统会给你派顾客附近的订单，这样在你完成这单之后就能在那附近取到新订单的餐。
一个常见的系统为外卖员规划的任务路径。其中橙色代表取餐点，绿色代表送餐点
看似算法已经为骑手预先解决好了邮差问题，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太多的意外情况是算法无法预料的。
首先在订单爆满时，算法就无法非常“人性化”地为骑手安排订单，而常常出现需要四处绕路甚至是反方向的情况。
有时算法安排的订单看似顺路，其实却在马路的两侧，而中间隔着长长的栅栏。更多的时候，算法为骑手安排的取餐和送餐顺序并不合理，这就需要骑手自己来解决这个邮差问题。这也要求骑手对于各个商家和顾客的位置有着相当的熟悉度，否则就只能按照导航来挨个送餐。而导航是一位骑手迈向成熟的最大阻碍。
算法为骑手预留的时长相比于那篇文章诞生时依然在不停地缩短。一个四公里的订单，有时候只有不到四十分钟的时间来送达。在一个理想情况下，四十分钟并不算太短，但是这里有太多阻碍等待骑手去克服，因此骑手需要尽可能地缩短在马路上的时间。这意味着骑手还需要和算法之外的因素对抗。
对抗：从交警到电梯
当一位骑手奔波在马路上时，他需要对抗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首先是交通规则和交警。在大多数城市，电动车的限速在25km/h左右，而如果骑手只按照这个车速来跑的话，绝大多数订单都会超时。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位骑手跑一千米可能只需要一分多钟的时间，这意味着超过50km/h的时速。同时，骑手几乎要闯每一个红灯来节省时间，以及随时可能逆行，因为逆行可能意味着节省超过一公里的掉头再掉头的行驶距离。骑手为了满足算法越跑越快，而算法通过学习骑手的表现进一步缩短时长。
为了节省时间，很少有骑手会在下车取餐和拿餐时拔掉电动车的钥匙，这样做只是为了能够在送完一餐后马上出发。同时，骑手也经常临时地将电动车停靠在马路边，这样做只是为了离某个商家更近。但城管和交警随时都有可能巡逻，如果逮到了违停的电动车就会无情地拖走。而骑手常常会因为商家出餐慢而在店内焦急等待，却对店外的事一无所知。
另外一个骑手需要对抗交警的情况是打伞。电动车是被禁止安装雨伞在车上的，然而在暴雨的时候，如果不打伞，雨衣几乎无法保护骑手和餐食。在雨特别大时，交警会对骑手打伞睁只眼闭只眼，但雨稍微小点之后，一些不通人情的警察就会要求骑手卸下雨伞，有时甚至是强留骑手批评教育。
骑手还需要的对抗的是电梯，尤其是医院的电梯。疫情之后，医院对于送餐的管理更加严苛。非住院或者是经过登记的陪护人员，是无法乘坐电梯上到住院部的。在某些时候这对于外卖骑手来说是一种解脱：他只需要将外卖放在取餐点然后拍照通知取餐就好了。但更多的医院是让骑手将外卖放在电梯里，而点餐的顾客再从电梯里取餐。
在本市最大的一家医院里，骑手首先需要乘1-4号电梯的任意一辆到达五楼 （门诊部的顶楼） ，然后再将餐放到7-11号电梯里的一辆，这些电梯最低只到五楼，负责住院部的运输。然而整座大楼有超过三十层高，每层楼电梯都几乎需要停靠，因为每层楼都会有人取餐。因此这意味着当你运气不好，这将是一段漫长的等待过程。同时电梯还会分单双层，因此很有可能你等来的电梯并不送到顾客的楼层。最悲伤的莫过于两个订单，一个送双层、一个送单层——这意味着双倍的等待时间。
骑手要对抗的甚至还有小区保安。很多小区并不允许外卖员的车辆进入，所以外卖员只能将自己的车停在小区门口步行进入小区。在那些面积很大的小区，有时你送一单的步行时长就要十分钟，这样的单子被称为“走路单”，是骑手们不太愿意接手的订单类型之一。但是骑手们又有自己的办法——他们总能找到一些小区边界的漏洞，比如跟着小区住户的车子骑进小区，或者是绕到地下停车场的电梯里。小区的保安对外卖员的态度往往趾高气昂，尤其是一些新高端小区的保安，会很不客气地阻拦外卖员骑车进入小区，而这是外卖骑手将餐送到顾客前的最后一场战斗。
外卖员还需要对抗的有糟糕的天气、拖延出餐的商家和傲慢的顾客。但所幸，我遇到的顾客都算得上和善，这其中部分原因也在于我会以很客气的态度同顾客交流，甚至安抚 那些性急的顾客。我以零差评结束这一个月的工作，也同时意识到了外卖员其实也是一份情感劳动。
当然情况也有所改观。至少在骑手组织的内部，对于差评和超时会有更加人性化的处理方式。那些不是因为骑手个人原因导致的超时，例如商家出餐慢或者顾客的实际地址与定位不符，骑手一般只要在系统中报备然后让队长把订单转走，队长也很乐意帮助骑手们，因为这对于整个队的绩效有着重要影响。然而有情的是人，无情的是系统。有时候打败一位外卖骑手只需要在一个暴雨天，车上到处塞满餐食的时候从手机里传来的一句：“派单，从XX到XX，请在滴声后回复收到。”
骑手为快要超时的订单进行报备
黑话：行业文化
和大多数行业一样，外卖员内部也会形成自己 独有的文化，这种行业文化能够帮助骑手们之间感受到彼此紧密的存在，以至于形成一个和谐的共同体——对于骑手来说，他们要对抗太多的东西，因此内部的团结显得如此重要。
骑手很少会抱怨别的骑手乱变道或者闯红灯导致自己减速，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是为了生活争分夺秒。同样的，外卖员如果在电梯里相遇，也会非常自然地开始攀谈订单和工作，即使他们只是同样穿着工作服的陌生人。这种团结甚至不仅仅存在于一个公司内部，美团、饿了么、顺丰同城、闪送，骑手们即使存在隔阂，也都会意识到自己处在同样的环境之下。
最能体现骑手内部这种共同体文化的，莫过于其在语言上的体现。这种行业内的“黑话”，带着一些来自社会较低层的粗犷，但同时也闪烁着劳动者的智慧和狡黠。我在前面提到过，对于那些长距离的订单，骑手的喜爱程度需要分情况讨论。在这里我来对其进行说明。
例如对于一个3公里距离的单子，系统给予的时长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28分钟，另一种是50分钟。对于前者，这意味在这半小时内骑手很有可能只有时间来完成这一个订单，而这是骑手们所厌恶的，但对于后者来说，这种长距离、长时间的订单叫做“起水单”，因为接下这种订单，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系统会在接下来为骑手派发很多相同方向的订单，因为长距离和长时间都能容纳接收更多订单的空间。
对于“起水单”之后系统派发的相同方向的新订单，骑手们称之为“下儿”，用普通话翻译就是生小孩的意思。一单叫做起水。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它下的儿过多，就叫做“发大水”或者“起洪水”。这种一次性接超多订单的情况就对骑手的熟练度和技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发大水”时，骑手的每一步都必须毫无差错，否则就可能迎来连环超时的悲剧。
骑手们对于生育隐喻的喜爱还体现在更多方面：有时候同一户顾客会在多地点单，而这些订单往往会由同一位外卖员来完成，这样的订单就称之为“双胞胎”甚至多胞胎。所以假如你和两个外卖员同乘一辆电梯，你很有可能就会一头雾水地听到以下对话：
“生意怎么样？”
“莫讲了，你看这个，日嘛跑到XXX。”
“还可以嘛，还有四十几分钟，起水了。”
“起个卵，儿都没下一个。”
“哟，来个双胞胎。”
另一个更有意思的黑话是，骑手称自己从哪里到哪里，不是说“到”或者“去”，而是说“飞”甚至“直捣”等词汇，这既是一种对自己超速行驶的调侃，也是一种远征式冒险精神的自娱自乐。
共同体：骑手互相协作
对于一个“起水单”是否“下儿”，事实上是一场赌博。一位骑手并不知道系统是否会为他派发足够多的订单。因为长距离的订单往往会超出骑手的取餐范围，这意味着送完这一趟，骑手需要再返回到范围内才能接到新的订单。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次远征。如果这次远征骑手并没有携带足够的订单，那么一次往返浪费的双倍的时间对于骑手来说就是亏损的。
既然指望不上系统，骑手之间开始相互协作。
在同一个运营范围内的所有骑手会有一个大群，这个群里每天最热闹的事情是骑手们在群里收转自己的订单。前面提到每位骑手每天有五次转单机会，其中三次是大厅转单，意思是你扔出这个订单等待有缘人将其捡走；还有两次是定向转单，这是点对点的转单，这意味着你和你要转单的骑手要预先在群里达成共识。
你可以把这里想象成一个巨大的订单二手交易市场。一位骑手在群里报出自己的起止方向，然后收同样方向的订单；同样的，对于那些自己不想要的订单，就放在群里等待有人收走。
一些时候你并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订单，但更多时候你通过在群里有效地收转订单，就能够组织起来同一个方向的“大水”单，一般这意味着携带至少四个订单的远征。假如你用光了自己的机会，这时候就需要召唤“大哥”——也就是队长来人工转走订单。队长也积极地参与到订单交易过程中，而对其“大哥”的称呼，也算是骑手内部共同体文化的一种体现。
在大群里骑手们对订单进行收转
外卖骑手们通过相互协作来提高彼此的工作效率，同时用黑话来形成自己的共同体文化，这种文化能够反映出外卖员这份职业的社会阶层地位以及其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帮助骑手们形成更紧密 的团体，来应对更多的困难。
后记
做一名外卖骑手，能看到的不仅仅是跟行业有关的事情。
你能看到这个世界的参差。住着带泳池的别墅的女生和最破落居民楼里的宅男点的是同一家的冒菜。
你能感受到仅仅只是因为你的服装，许多人就会对你抱有偏见；但同样因为你的服装，人们会对你报以微笑和道谢。
同时你也能意识到，在你结束工作以后，家务其实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劳动内容。而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为我解决了很多额外的家务劳动，这也让我对“第二轮班”有了更深的理解。
做一名骑手也意谓着自我价值的重新审视。在无止尽地接单、取餐、送餐循环之中，除了一点不断变化的城市带来的新鲜感，更多的则是煎熬和麻痹。同时你也能感受到拥有这些长时间体力劳动职业的人们想要提升自我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我每天强迫自己只工作八个小时，匀出时间练琴和锻炼，但再也没有力气去翻开一本书。在我结束工作时，我的队长对我说，还是好好学习，找一份好工作。
同时这个行业里还有大量的困境等待人们去探索，例如女性外卖员们。她们其中既有和我一样的大学生，也有有了家庭、孩子的妇女。她们如何平衡家庭和四处奔波的工作？她们如何面对生理上的困难，例如在月经期还需要扛着水爬楼梯？她们如何应对行业和算法的偏见？还有劳动者权利的问题：骑手如果遭遇车祸，平台或者站点是否能够提供稳定 的保险保障？算法导致的恶性循环能够得到破除吗？
作者: 可爱的中国 时间: 2022-8-29 11:31
标题: 数百万骑手，被整蒙了…… 作者：魔鬼金融学
本帖最后由 可爱的中国 于 2022-8-29 11:46 编辑
我们可能想不到，这个系统里除了算法之外还藏匿了上千家公司，他们交错而成的复杂法律关系网络正将受伤的骑手死死缠住，而站在系统外的，是十位办案经验丰富却几乎束手无策的农民工律师。
在过去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应聘过骑手、拨打过卧底电话、与不同角度的业内人士聊天，在50多位具有法学、经济学、政治学、计算机等专业背景的志愿者帮助下，收集了各种来源且涉及方方面面的骑手数据，看完了几乎所有与外卖骑手认定劳动关系相关的司法判决，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一个包含1900+份有效判决的数据库。最终，我们尽最大所能拼出了一部「外卖平台进化史」。
法律总是最后出场的，也必将拨云见日。
01.谜
2021年6月，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公益律师陈星接手了一起骑手维权的案件。为了确认骑手与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他在手机上下载了「蜂鸟众包」App。这款App是由全国最大网上订餐平台之一「饿了么」推出，开放给所有想注册成为外卖骑手的人。
用手机号实名注册后，陈星随着屏幕上跳出的弹框依次点开了《服务合作协议》、《蜂鸟众包隐私权政策》、《蜂鸟众包用户协议》，并拉至底部打开了《营业执照》，试图寻找用人单位。
奇怪的是，这些文件所显示的法律主体都不尽相同——页面底部《营业执照》显示的是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也就是「饿了么」公司；《服务合作协议》上写的是一家注册在江西的服务委托公司；《蜂鸟众包隐私权政策》则只出现了「蜂鸟众包」的字样；《蜂鸟众包用户协议》干脆什么都没有提及，取而代之的是一段长长的「主体信息」，第一句是：
「蜂鸟众包平台经营者是指经营蜂鸟众包平台的各法律主体」。
几分钟后，陈星抬起头尴尬地笑了，「我找了半天也不知道用人单位是谁。」
二十年前，中国开始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平地而起的高楼和各种基建工程吸引了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那也同样是建筑行业农民工欠薪和工伤问题最突出的年代。
中国奇迹般的经济发展数字背后，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他们每天都可能面临的危险和纠纷：发包商资金链断裂无法支付工程款、包工头挪用资金拒付工资、频频出现的工伤事故、为后半生蒙上阴影的职业病……
这些问题催生了中国第一代农民工律师，陈星就是其中一位。他于2006年6月加入致诚，过去十五年的执业经历和经手的3000多起农民工维权案件练就了他应对各种复杂用工关系都游刃有余的本事。可生平第一次，他被眼前的协议「整懵了」。
当事人邵新银来自河北农村。四年前，刚满40岁的他在朋友介绍下来到北京成为一名「饿了么」专送骑手，开始了全职外卖生涯。
起初一切顺利，虽然跑外卖很辛苦，但每月到手少则三四千、多则七八千，这对初到城市、自认为没什么一技之长的邵新银来说自然是一笔不错的收入。
转折发生在2019年4月27日晚上11点50分。当夜，邵新银刚刚送完最后一单，正等着12点后台审批下班，当邵新银骑着电动车在七小路溜达的时候，对面突然开来一辆打着远光灯的大货车，等邵新银反应过来时，他已经连人带车掉进了路前方的大坑。后来经过医院几轮诊断和鉴定，邵新银的伤势已经构成九级伤残。
经亲戚介绍，邵新银来到致诚寻求法律援助。很快，他在我们的帮助下打赢了北京的劳动仲裁，成功与站点所属的迪亚斯公司确认了劳动关系，并开始准备申请工伤认定。
可差不多就在一个星期后，邵新银接到了迪亚斯公司返回其注册地重庆市的长寿区法院对他提起诉讼的消息。邵新银盯着消息两眼发晕：他在河北土生土长，从来没有去过重庆，也不认识当地的任何人，如今该怎么去重庆打官司呢？对于一个农民工来说，这几乎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事情。
所幸的是，致诚早在2008年就曾推动全国建立了40多家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其中离重庆最近的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成立于2006年9月，当地的几名公益律师兢兢业业办理过上千起援助案件，在农民工权益保障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
考虑到异地办案成本高，致诚只好协调四川工作站的农民工律师同仁代为办理，而北京这边即将下达的工伤认定也不得不暂停处理以等待法院的判决。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四川工作站的律师据理力争、反复强调迪亚斯公司应当承担责任，邵新银还是在2020年11月和2021年5月连续输掉了此案的一审和二审，这意味着他与迪亚斯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更不可能获得工伤赔偿。
等到我们再次接手此案已是2021年6月。此时距离邵新银受伤已过去两年之久，经过北京、重庆两地辗转起诉、应诉、上诉后，邵新银却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局面。二审判决已经生效，再审除非有新证据，否则翻盘的几率微乎其微。
邵新银感到很困惑，「仲裁都赢了，怎么到法院又输了呢」。令他更加不解的是，明明2019年春节前的公司年会上，大区经理举着酒杯邀骑手们共喊「祝迪亚斯越办越好！」，可为什么自己一受伤就跟迪亚斯没关系了呢？
几天后的一大早，致诚主任佟丽华召集全体农民工律师开会。他在会上认真听完经办律师对邵新银案件的分析后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个案子我都感到绝望」。当「绝望」这个词从他口中说出时，大家着实有些震惊。
就在这间屋子里，佟丽华与大家讨论过许许多多的案件，眼前这班跟随了他十多年的人马早在2006年就曾以一起轰轰烈烈的公益诉讼迫使肯德基在中国全面停止使用劳务派遣用工。一路走来，佟丽华见过太多的复杂疑难案件，可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不曾将「绝望」二字脱口而出。
但转念一想，佟丽华很快意识到，邵新银的难也许只是千万外卖骑手的一个具体缩影。而如果连一群在农民工权益保障领域工作数十年的公益律师都感到绝望，那这背后似乎蕴藏着更深的危机：「为什么骑手会找不到用人单位？为什么要反复去不同的地方打官司？为什么工伤后没有人来承担责任？」
会议开到最后，佟丽华说，「这不是一个农民工的法律援助案件问题，这是个涉及到可能几十万、几百万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问题。我们要投入更大的精力，全面研究这个案件以及案件背后的相关问题。为下一步国家解决类似问题找到出路。」
02.暗网
饿了么有两种骑手，一种是专送，一种是众包。按照邵新银的解释，众包就是「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而专送则要接受站点的人工管理，每天早上9点到指定地点开晨会，上下班都有固定时间，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要是排到夜班就得熬到晚上12点，系统派单不得拒绝，高峰期和恶劣天气必须在线，平时小休和请假都要站长批准，甚至想离职还可能需要排上两个月的队，否则就拿不到被扣发的一个月工资。
与供众包骑手使用的「蜂鸟众包」App类似，供饿了么专送骑手使用的「蜂鸟团队版」App中的各种规则、协议、政策和告知书，同样没有一致的法律主体，很难确定劳动者的用人单位究竟是谁。
现行法律框架下，劳动争议在程序上必须先经过劳动仲裁方能去法院诉讼，而实体上申请工伤认定的第一步是确认劳动关系。由于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只能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因而就劳动关系的确认而言，用人单位的确定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至关重要。
被问及跟谁签了劳动合同时，邵新银一脸茫然。他只知道自己在帮饿了么送外卖，但日常管理他的站长却说自己是迪亚斯公司的人。至于劳动合同，他依稀记得三年前的某天晨会上大家站在路边匆匆忙忙签了一份文件，但是当场就被站长收走。因为着急送外卖，邵新银并没有仔细看那张纸上写了什么，也许就是劳动合同，也许不是。
同时，由于跑单记录、考勤排班、评价投诉只显示最近两个月，邵新银在2017-2019年的所有工作记录都无法查阅，甚至连他受伤前后几个月的薪资账单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为了取证，邵新银曾经几次联系饿了么，又几次碰壁，而迪亚斯的站长也早已把他踢出团队。
很显然，那两年用汗水积攒的数据，从来就不属于邵新银；如今手机上下载的骑手App也仿佛只剩下一具空壳，什么都证明不了。
我们转而开始寻找其他线索，并终于在误打误撞中掀开了这庞大系统的一角。
因为没有劳动合同和工作记录，我们在访谈过程中只能再三询问邵新银「谁是用人单位？」。也许是平日晨会上喊惯了迪亚斯的口号，邵新银一口咬定他是迪亚斯公司的人，「跟饿了么没关系」——对于邵新银来说，他很难把一个冷冰冰的App想象成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用人单位。
「蜂鸟团队版」App上残缺不全的薪资账单的确显示他是迪亚斯公司的「全职骑手」，可当我们翻阅邵新银的银行流水记录时却发现，他的工资一直是由太昌公司发放。按照迪亚斯公司在重庆法院的说法，其已经把相关配送业务「外包」给太昌公司了。可是邵新银从始至终都没怎么听说过这家公司。
在我们的反复询问下，他努力回忆起太昌公司的唯一一次「出镜」是疫情期间他被拉进一个名为「太昌XX」的钉钉群，「那是站长用来上传消毒照片的，跟我们没关系」。邵新银脑中更清晰的记忆是每天晨会上，站长总是说「我们迪亚斯、我们迪亚斯……」
由于App和银行流水显示的公司不一致，我们进一步打开邵新银的个人所得税App。紧接着，查询结果完全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按照我国税法的规定，个税扣缴义务人必须是支付其工资薪金所得的单位，一般而言就是用人单位。
但邵新银每月工资薪金的个税扣缴义务人至少有2-3家公司，其中不但有迪亚斯公司和太昌公司，还有一些邵新银此前从未听闻的公司，比如天津某建筑公司、上海某外包公司。
邵新银不过是每天专注地跑个外卖而已，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若隐若现、或熟悉或陌生的「用人单位」？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又是谁把邵新银的个人信息泄露给不相关的公司？
我们隐约意识到，邵新银可能陷入了一张用人单位的「暗网」。
03.先手
经过陈星律师迂回设计的一起平行诉讼，我们拿到了迪亚斯公司投保雇主责任险的材料。在「饿了么物流合作商雇主责任险」中有一条规定，雇员（邵新银）是指与被保险人（迪亚斯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考虑到迪亚斯公司已经为邵新银申请到相应保险理赔，这似乎是目前证明迪亚斯公司与邵新银存在劳动关系的最强有力的证据，而且此前尚未来得及在重庆一审和二审中提交。
这份「新证据」无疑重燃了再审的希望，于是我们迅速对重庆各级法院的相关过往判决进行了全面检索。很快，一个高度类似的案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该案中投保雇主责任险的恰巧是每月为邵新银实际发放工资的太昌公司，但二审法院拒绝调取相关保险证据原件，并确认骑手与太昌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重庆高院亦以「投保雇主责任险不能直接证明双方之间一定存在着劳动关系」等为由驳回了骑手的再审申请。
当夜近11点，不肯死心的我们冒昧联系上了这起案件的骑手代理律师，想进一步确认诉讼的具体细节。结果令人失望，我们得知重庆的法院似乎已经形成统一的裁判共识；也就是说，顺着雇主责任险的方向，走不通「确认劳动关系」这条路。
平台经济还处在塑型阶段，各地法院对于新就业形态的态度千差万别，如果换成是北京的法院，也许结局会不一样。可是，为什么在北京送外卖的邵新银偏偏是和在重庆注册的公司扯上瓜葛？为什么迪亚斯公司选择向重庆法院起诉？
接着我们又突然联想起「劳动仲裁败诉方才能提起法院诉讼」的规则，以及当初迪亚斯公司输了北京的劳动仲裁后，立刻选择回到重庆法院起诉的整套「一气呵成」的操作。
一切都明了起来——在邵新银兴高采烈地拿到北京劳动仲裁胜诉裁定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他最后全盘皆输的局面。
好一步先手。
如今，人人都说系统是个黑箱，我们不再掌握过程，只需享受结果。可如果那个人不是你和我，而是受伤的骑手呢？
这个系统里，不单只有算法令骑手受困其中，更有一张精心设计的巨型法律关系网络将骑手包裹在内：A公司给他派单、B公司给他投保、C公司给他发工资、DEFG公司给他交个税……
它们互相交织，将骑手紧紧捆住，可当骑手真正跌进前方的大坑并向外求助时，其中的任何一家公司都不足以成为他的「用人单位」。而站在系统外的农民工律师，仿佛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劳动关系」被这样一步步地人为打碎……
为了帮助骑手挣脱出来，我们当即下定决心——
「这个系统必须被法律打开，也必将被法律打开。」
04.第「玖肆伍壹玖」号
我们收到了国内另一家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给我们发来的资料，其中2020年的一起案件显示，一名在北京送外卖的美团专送骑手被一家安徽公司在广西钦州注册成了个体工商户，名字叫「广西钦州中马钦州产业园XX玖零捌壹贰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部」。
「个体工商户」的出现引起了我们的高度警惕。因为在我国法律框架下，一旦成为「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个体工商户，就意味着被剥夺了「劳动者」的主体资格，不再可能受到劳动法的保护。
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位稍微懂点公司法和劳动法的律师来说，「个体工商户」都可能意味着一场同时「避税」和「避社保」的架构操作。
我们顺着个体工商户的名字在网上进行了检索，结果屏幕上显示的内容令我们大为震惊：区区一个中马钦州产业园内竟一共注册了14万家经营范围包括「外卖递送服务」的个体工商户。那个瞬间，我们感到头皮发麻：
为什么一个地市州的产业园能培育出这么多个体工商户？
而这些个体工商户的背后有多少不过是一名专送骑手？
这群日奔夜跑、本应受到劳动法全面保护的「平台经济建筑工人」似乎并不知道自己鬼使神差地成为了「小买卖生意人」——毕竟按照传统定义，后者能够进行财务投资，维持和发展自身业务，与商业伙伴进行价格谈判，并建立起自己的客户群。而从任何意义上说，专送骑手都不具备这些能力。
据了解，专送骑手通过应聘后，站长往往会以发工资、少交税为由，强制要求其下载市面上一些灵活用工平台的App；骑手不知道的是，一旦注册App就意味着与灵活用工平台签订了承揽协议，同时授权灵活用工平台将自己自动注册成个体工商户。
不知不觉中，他们已经游离在劳动法的保护范围之外，直到去法院打官司败诉才恍然大悟。
杨雄伟来自山西省中阳县，自2019年8月起在太原市送外卖。他是一名专送骑手，但同时也是灵活用工平台「好活」在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注册的第「玖肆伍壹玖」号个体工商户。
送了一年半的外卖之后，杨雄伟因为离职纠纷将站点所属公司告上了法院。结果法院认为他是个体工商户而非劳动者，于是本该拿回的二倍工资差额和经济补偿一分钱没要到，未缴纳的社保也不了了之。
实际上，随着「支持平台经济发展、鼓励企业灵活用工」的政策春风兴起，「个体工商户孵化地」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我们通过检索发现，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有超过80万家以「数字编码+好活商务服务工作室」方式命名且经营范围包括「外卖递送服务」的个体工商户。
类似地，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朱码镇有超过48万家「xxxxx号订个活商务服务工作室」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有超过20万家「好活xxxxx号商务服务工作室」……而全国这些数字的总和还在以每天1万+的速度增长。
我们试着以公司名义与某灵活用工平台进行商务洽谈，该平台已在全国注册超过100万家个体工商户。当问及平台上有多少个体工商户是骑手时，对方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回答。
但其同时在电话中透露，作为外卖行业的头部灵活用工平台，相关合作客户单月营收规模通常在5000万以上；而且，外卖平台曾多次对其进行考察，言外之意是「模式经认证，可放心使用」。
一位曾在外卖平台发展初期参与过相关架构设计的公司律师对我们说，「曾经有客户问我中国目前最大的法律漏洞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是劳务外包。」即便如此，当他得知短短数年内外卖平台用工模式已经发展至「个体工商户模型」时，依然错愕不已。
紧接着，他开始滔滔不绝地从公司律师角度介绍「劳务外包」是如何被企业用作降低人力成本、规避用工风险的工具，以至于在当下成为「资本的最后一片油田」。
更令人担忧的是，各种各样不规范的劳务外包如今通过虚虚实实的灵活用工平台变得「光明正大」，并开始在全行业泛化，成为企业针对「强替代性工种」的标准操作；而这些外卖员、快递员、电话接线员、保洁员和超市员工所代表的群体，正是数量庞大的社会底层劳动力。
「在资本眼中，他们不是需要珍惜的资产，而是急欲摆脱的负债；与其把他们当作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不如用一串数字符号代替来得方便。」
「我本来不该说这么多，」公司律师突然停下来叹了口气，「但就当是赎罪吧。」
显然，国家鼓励灵活用工，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促进平台经济发展，而如今却被各方滥用。
05.外卖平台进化史
自2011年饿了么获得A轮100万美元融资后，我国外卖市场的规模已经增长了近30倍，并于2020年达到6646.2亿元。在这千亿级市场上，美团和饿了么共包揽90%的市场份额，成为当之无愧的赢家。
然而，随着外卖平台规模的急剧扩张，骑手的处境却几乎每况愈下。在最初，多数外卖配送员都有劳动合同，平台会为他们缴纳社保，免费提供电动车、衣服、帽子等配送装备；工伤期间，外卖平台还可能照常为骑手发放工资。
可如今，骑手找不到用人单位，甚至被连蒙带骗地注册成了「个体工商户」。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力量在促成这样的转变？
我们通过研究自外卖平台出现以来的1900+份有关外卖骑手确认劳动关系的司法判决，按照外卖平台的发展时间线整理出外卖平台上陆续出现的8种主要用工模式，尽最大可能复盘了整个演进过程。
在外卖平台出现以前，消费者主要通过电话点餐，餐馆则会自行雇佣员工进行配送（模式1）。
2008年起，随着数字技术与设备的发展，饿了么、点我吧、美团外卖、百度外卖等平台相继出现并迅速扩张。餐馆开始与外卖平台合作，在平台上发布信息，由外卖平台统一提供配送服务（模式2）。
在市场规模化前期，外卖平台为争夺市场份额，通常以优厚待遇直接雇佣骑手。彼时的骑手作为正儿八经的劳动者，可以直接向外卖平台主张各类劳动权益，包括加班费、经济补偿、违法解雇的赔偿金等。
除此之外，外卖平台也偶尔采用劳务派遣的用工方式（模式3）。历史上，劳务派遣用工曾经猖獗一时，被众多企业用来规避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
但没过多久，相关法律的修订对劳务派遣用工施加了一系列限制，如今劳务派遣的落地场景十分有限，因此也就「不太好用」。
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模式中，外卖平台用工中规中矩，并受到劳动法的全面规制。这也就意味着外卖平台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都相对较大。
到了外卖行业发展中期，各外卖平台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若要提升核心竞争力（外卖配送时效和准时率），最直接的方式当然是招募更多的骑手；但这将导致用工成本大幅增加。为此，外卖平台开始优化运力池（骑手）结构，以求在配送体验和配送成本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
于是在2015年10月左右，出现了「众包」这一新型用工模式。如果将专送骑手（模式2-3的自建运力）比喻成外卖平台稳定的「正规军」，那么众包骑手则是骑手生态中的「平衡器」——外卖平台通过调节配送单价，可以对他们「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例如让他们在周末或爆单时出现，从而实现轻松调配运力的目的。
当然，由于众包骑手自由度高，受管控少，服务质量难以把控，因此不可能完全替代专送「正规军」。
起初，平台往往会直接招募众包骑手，与众包骑手签订合作协议，并为其购买意外险（模式4）。但很快，外卖平台开始与众包服务公司合作，由众包服务公司与众包骑手签订协议、支付报酬、购买保险（模式5）。
很显然，模式4到模式5的转变意味着外卖平台与骑手之间隔了一道「防火墙」，原本由外卖平台承担的成本和风险成功转嫁给众包服务公司。
几乎在众包模式出现的同一时期，外卖平台也开始大规模调整「正规军」（模式2-3）的编制。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区隔风险，外卖平台开始与配送商（即劳务外包公司）合作，将配送业务「外包」，由配送商招募专送骑手并对其进行直接的日常管理（模式6）。
经过如此一番操作，与模式5类似，外卖平台和专送骑手之间也隔了一道「防火墙」。
从法律上来说，模式6的出现是真正意义上的里程碑。与众包骑手不同，专送骑手是受到劳动法全面保护的固定工，因此将专送骑手外包给配送商之后，外卖平台实打实地节省了约40%的成本（包括社保成本和法律风险），从此坐稳了「讲究轻资产，追求高毛利和边际效应」的互联网平台方地位。
外卖平台由直营（模式2）转为外包（模式6）的根本逻辑是为了彻底甩掉高昂的人力成本、规避与骑手签订劳动合同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和责任义务。可如此一来，相应的成本和风险便落到了配送商的头上。
配送商为了继续向外「甩锅」，开始将全部或部分配送业务「转包」或「分包」给其他多个公司甚至个人 ；且关键在于，大多数配送商与外卖平台一样，在这些表面的「防火墙」安排之下毫未放松对骑手的劳动控制。
从骑手的角度来看，其面临的是一张巨型法律关系网络，其中：外卖平台和A公司对其进行日常管理、B公司与其签订合作协议并发放工资、C和D为其缴纳个人所得税……最终形成的是外卖平台联合多家公司对骑手进行共同管理的网络状外包模式（模式7）。
正是由于「原本集中于单一雇主的管理特权功能分散到多个商业实体」，骑手的劳动关系通过人为的网络状外包被彻底打碎。这不但导致骑手分不清用人单位是谁而大大增加维权成本，就连法院也因难以确定用人单位而判决骑手败诉。外卖平台与大量配送商正是借此操作在不同程度上逃脱了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
我们已经看到，当外卖平台将专送骑手这堆「烫手的山芋」向外抛给配送商之后，并不意味着山芋就不烫手了；相反，由于中间多出了交易成本，它们只会变得越来越烫，并迫使配送商继续向外抛出。
而抛到最后，「烫手的山芋」只能由骑手自己吞下去——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演变的终极形态「个体工商户模型」也就此诞生（模式8）。
回过头来看，外卖平台与专送骑手之间已经筑成三道「防火墙」，分别是配送商、灵活用工平台、个体工商户，可算是「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了。
06.大船与小船
一位参与处理过骑手劳动争议的平台方诉讼律师曾私下里对我们说，「外卖平台就好比一条大船，周围绑了1000条小船，它现在把骑手都放在这些小船上，于是其中任何一条小船的沉没都不会影响到大船本身，外卖平台可以轻易丢掉包袱，继续前进。」
目前，全国有上千家配送商，他们的主要角色是承担外卖平台扩张过程中极力甩掉的骑手人力成本并起到法律「防火墙」的作用。
从美团年报中可以看到，其餐饮外卖业务的毛利率逐年稳步提升，自2017年毛利率首次转正后的8.1%增加至2019年疫情前夕的18.7%。
相比之下，外卖行业最大的配送商之一只占据4%左右的市场份额，2017-2019三年平均毛利率仅6.7%。换句话说，外卖平台的财务数据之所以越来越好看，部分是因为被其踩在脚下的多如蚂蚁的配送商为其背负了沉重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
于是有人将配送商市场形容为高度分散且吃力不讨好的「蚂蚁市场」。一方面，上游外卖平台利用市场优势地位对配送业务成本进行严格控制——正如业内某分析师在看过外卖平台模型计算出的每个骑手每单收入后直呼，「这块成本不能再降了，太卷」。
而另一方面，下游是成千上万的骑手所带来的日常运营、沟通、管理成本，此外配送职业的高风险性随时都可能引发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进而压垮配送商。
正因如此，在夹缝中生存的配送商几乎必然效仿外卖平台向外「甩锅」的行为，平台用工模式的畸变随之产生。如今，配送商早已退化成从中抽佣赚钱的「二道贩子」，不与专送骑手建立正式的劳动关系，从而逃避社保缴纳义务。同时由于配送商市场极其脆弱，骑手权益受到侵害时，许多配送商根本无力承担相应的赔付义务。
2020年12月，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就配送商重庆市丰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市锐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其所管理的85名专送骑手之间的劳动争议连续作出85份判决，支持骑手的一系列劳动权益（双倍工资、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等），然而这两家配送商的注册资本仅为15万和100万，自判决后早已被陆续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在执行程序中的未履行比例高达99.9%。
与之相类似地，在众包模式中为外卖平台的成本和风险买单的众包服务公司也兼具「傀儡」和「皮包」的特性。「傀儡」体现在它们不过是为外卖平台代为处理与众包骑手的行政事务，而真正的规则制定者、拥有管理大权和实权的主体依然是外卖平台；「皮包」体现在它们微薄的资本毫无抵御用工风险的能力，尤其当发生严重事件时，众包服务公司自身都朝夕难保，遑论骑手的权益保障。
此外，众包服务公司更换频繁，许多公司与外卖平台的合作协议不足1年，这无疑增加了众包骑手后续的维权成本。
我们曾经一度怀疑法院是否真的会被配送商和灵活用工平台的操作所迷惑，结果灵活用工平台的工作人员向我们声称，法院会视「场景」严重程度（人身损害抑或财产损害、伤残等级等）决定是否穿透整套法律安排以追究相关主体的责任。「总之我们可以帮您降低概率」，而降低概率就意味着降低成本和风险。
我们顺着这条线索分析了近2000份司法判决，并很快验证了他们的结论。当平台用工迭代和升级到模式7（网络外包）和模式8（个体户）后，我们清晰地看到配送商将承担用人单位责任的概率从82%成功地降到了46-59%，而外卖平台则基本控制在1%以内。
法院已是保护骑手的最后一道防线，每减少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骑手被悄然推向权益保障的边缘。
07.豪赌
2020年，配送商市场上的头部企业「趣活」在美国上市。自2013年推出服务饿了么的第一款产品、并于2014年切入美团后，趣活一路追随不断膨胀的外卖市场，如今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劳动力运营解决方案平台。
但资本市场对于外卖盛世之下的趣活始终犹疑不决。有媒体戏称其为「中国最大包工头」，作为「外卖巨头的影子」站在「没有油水的角落」，而其「依靠压缩劳动者的获利空间，来实现毛利率的提升」的做法亦被评价为「不具备可持续性」。
甚至业内人士测算发现趣活每月平均在职工人人数与实际参保人数相差甚多，「核算下来2019年平均每天在每名工人身上的支出为5.87元，其中的保险支出又占了多少？」
天风证券在同年发布的趣活报告中写下了这样一条政策风险提示：「公司与平台劳动者是业务外包关系，若相关政策变动，公司用人成本可能承压。」如此推断，投资者们似乎早已洞悉这是一场针对国家政策的「豪赌」，只是看破不说破罢了。
而在灵活用工市场上，「好活」已经连续三年作为「探索灵活就业新模式」的典型案例登上《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按照创始人朱江的说法，「我们真正的价值是把原有的雇佣关系转变为合规的商务合作关系，让灵活用工真正合法合规，企业降成本，创客多赚钱。」
这听上去简直是一个多方共赢的故事，直到我们在仔细翻阅过往判决时偶然看到蒙景平的遭遇。
与邵新银一样，蒙景平是一名专送骑手，在送外卖途中出了车祸，随后账户被删除、无法登录，配送商苏州云霆公司拒不提供相关的入职表、考勤记录，而是声称其已将美团的配送业务「转包」给淮安苍梧公司。
同样，这个判决里出现了其他多家公司，而工资实际发放主体的具体身份也令人迷惑。
比邵新银案的网络状外包更复杂的是，此案中云霆公司又联合「好活」将蒙景平注册为「昆山市玉山镇肆贰贰零号好活商户服务工作室个体工商户」，尽管相关文件上并没有蒙景平的签字。最终值得庆幸的是，苏州法院力挽狂澜，穿透了所有法律安排，认定蒙景平与苏州云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当然，这些局部「震荡」似乎只能波及到下游配送商和灵活用工平台，而掌控着整个系统的外卖平台迄今依然安稳地披着「隐身衣」置身于各种纷争之外。一位前法官对此解释道，「我们只敢追到配送商这一级。」
在资本的多重加持之下，外卖市场一片欣欣向荣，似乎永远招不满骑手。我们几个月前去站点应聘专送骑手时，两位站长助理花费数小时苦口婆心地安利「骑手职业共同体」的荣光，从工资到晋升途径，再到「自由」，仿佛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
其中那位年轻助理早年在富士康打工，「那时候工资才1600，后来当骑手没有哪个月是低于1万的。」而那位老助理已经在物流行业待了近20年，从原先的亚马逊物流工人到如今的外卖骑手，他坦言自己没了社保，「但不交社保一算工资也高，也可以接受是不是？」
两位站长助理不约而同地表示他们都是从骑手「晋升」上来的，当被问及工资多少时，他们笑了笑说，「站长助理是性价比最低的岗位，比当骑手的工资少多了。」
我们几度探问为什么工资变低还愿意从骑手「晋升」为助理，但得到的答复却不那么令人信服——「为了站点能继续存活下去，我们选择牺牲自己的利益」、「以后能升到站长甚至城市经理」——尽管「助理-站长-主管-经理」的晋升渠道听上去窄之又窄。
直到临走前的随口一问，终于打破了两人之间的微妙默契。「骑手出事的多吗？」一老一少两位站长助理同时回答——
「我见得太多了。」
「我一个都没见过。」
此时，老助理突然指着年轻助理对我们说，前阵他的骑手室友在家中给电瓶车充电，半夜起火，大面积烧伤。还好他跑得快，捡回了一条命。
「然后我跟公司申请，我说我不干了，公司说你来这儿吧。」年轻助理抬起头，眼神清冽，仿佛刚从赌场里逃出来。
08.火箭
早年Uber掀起全球共享狂潮时，互联网上流传着这样一段话：「全球最大的出租车公司Uber没有一辆出租车；全球最热门的媒体所有者Facebook没有一个内容制作人；全球市值最高的零售商阿里巴巴没有一件商品库存；全球最大的住宿服务提供商Airbnb没有任何房产。」
就在那个「连猪都能飞起来」的风口，风投界已有人冷静地看到这片即将到来的繁荣背后所暗含的隐忧，「平台经济会透支社会保障」。
2020年，人社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调研企业用工灵活化的具体情况。其在文件中指出，一些企业为了规避社会保险和税收等成本，与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或平台服务公司合作，诱导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出现了「核心员工合伙化、 非核心员工合作化」的情况，去劳动关系化趋势显现。
同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一份《中国数字劳工平台和工人权益保障》工作报告，指出中国非正规就业的规模正在扩大。报告详细对比了中西方数字劳工平台的形态差异，并总结了我国平台用工的三大特征：
从业者数量庞大：「随着中国共享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平台上提供服务的从业者数量…占中国就业人口的比重从2015年的6.5%上升至2018年的9.7%。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平台从业者仅占就业人口的4%左右；美国未超过1%。…在外卖配送行业，在美团外卖注册的骑手约为270多万，其中活跃骑手就达 67万人左右（每天至少接一单）。而英国最大的外卖配送公司deliveroo的注册骑手仅为6万左右。…在绝对数量和占就业人口比重两个方面，中国数字劳工平台的从业者规模都是最为庞大的。
外卖骑手等趋于全职化：「在发展之初，共享经济吸引了很多兼职人员和城市就业困难人员，发挥了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作用。但随着共享经济市场份额的扩大…外卖骑手中全职人员的比例高达74.5%，工作时间达一年以上的比例为42.9%。」
经济依赖型从业者多：「…在众包平台上，有43%的从业者家庭以他们的收入为唯一来源。相比之下，在英国平台从业者中，收入占家庭全部收入九成以上的比例在2018年仅约9%。」
外卖平台在发布报告时的常见关键词是「就业」与「扶贫」，当我们看清楚中国平台经济下劳动力市场的特点之后再去解读这两个词，就会发现：
外卖平台所「创造」出的就业机会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传统经济遭遇平台经济和疫情的冲击后劳动力从二产、三产转移到外卖平台。而且可以想见，这些骑手原本拥有固定的工作，且这些工作往往能提供社保等一系列劳动权益。
美团等外卖平台声称帮助数十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些骑手对平台具有高度经济依赖性。尽管目前大多数国家对「依赖性自雇者」均没有相关立法（因其所占比例不高），但基于我国的劳动力结构和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趋势，「依赖性自雇者」人数将越来越多，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必须先于国际实践、积极探索对「依赖性自雇者」的权益保护。
在我们收集外卖骑手相关的数据过程中还惊讶地发现，美团研究院每年公布的骑手工作时间远低于各类研究机构报告所显示的工作时间；此外，美团在公布骑手收入时并未对全部数据进行公开，而是有意在专送骑手中抽样。两相对比，读者几乎必然产生「骑手整体工作时间短、收入却很高」的错觉。
如今，当我们再次反观平台经济祖师爷Uber的发展轨迹就会发现，Uber在美国的用工模式从来都不曾进化到模式6「直接外包」、模式7的「网络状外包」和模式8的「个体工商户」。
相反，其两年前短暂探索过的「Uber Works」似乎是在往反方向退化成对劳动力毫无掌控的单纯的信息中介平台。
当前不少学者极力引进的西方「第三类雇员」制度无法适用于我国数量庞大的专送骑手，而他国的众包土壤也与我国存在明显差异。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作为平台经济祖师爷的Uber自上市后一路坎坷，而我们的外卖企业为何却如火箭般一飞冲天。
这到底是不是资本的无序扩张？这场赌局的赢家又究竟是谁？
在蒙景平案的判决中，我们好像捡到了火箭涂层与空气摩擦后掉落的一块碎片，是云霆公司提交的一份证据：
11、视频资料，蒙景平喊出口号“用‘好活’，好生活，我是蒙景平，来自甘肃，我为‘双创’点赞”。
蒙景平表示：「证据11系云霆公司给他们外卖员统一注册了“好活”app，发工资时让他们说的一句话，其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全文完）
致诚主任佟丽华后记：
邵新银是一个受伤的农民工，他从受伤到现在已经2年多，案件已经过北京劳动仲裁、重庆法院一审、二审、北京起诉及再次申请劳动仲裁等多个程序，但还仍然找不到谁应该承担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随着平台用工模式的快速演变，以美团、饿了么等为主的平台企业精心设计、巧妙推卸自己的用工主体责任，导致至少几百万的外卖骑手面临邵新银同样的困境。
这种局面不仅侵害了这些劳动者的权益，也破坏了中国的劳动用工法律制度。长此以往，不可避免将引发恶性案件或者群体性事件。有时我想，如果平台企业这样运作，企业不为众多骑手缴纳各种社会保险，多少年后，中国社保基金如何维系呢？
欣慰的是，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2021年7月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发布了规范平台企业用工的指导政策，9月10日，国家四部门专门约谈了美团、饿了么等大型平台用工企业。
忧虑的是，如何破解当前这种复杂的局面？如何保障邵新银这样至少几百万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伴随用工形态的变化，如何创新发展起在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三方之间利益平衡的新型用工法律制度？所以，当前国家采取的措施还只是开始，我们还有很多细致的工作需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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